从资本—劳动到加速—守护
两个多世纪以来，现代政治的核心争论之一始终围绕一个经济问题：谁拥有生产资料？
工业革命塑造了左右之争。左翼试图重新分配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权力，右翼则捍卫财产权、市场机制与社会等级。这一分野之所以长期有效，是因为工业社会本身相对稳定：人类工作，机器提高效率，价值来自生产，政治围绕分配展开。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这一切。
这不仅是政党版图的重新排列，而是一条新的政治轴线正在浮现。AI时代的核心冲突，不再只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而是加速还是守护：我们要以多快的速度将机器智能引入社会，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否还能守住人类的位置。
左翼的悄然转型
在20世纪，左翼政治建立在一种联盟之上：工人与知识分子。前者提供人数基础，后者提供政策设计。他们共同追求的，是在一个依赖人类劳动的体系中实现更公平的分配。
过去四十年，这一联盟逐渐松动。许多发达国家的左翼政党越来越由高学历专业人士主导，被称为“婆罗门左翼”，而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则转向民粹主义政治。政治分化开始沿着教育程度，而非收入水平展开。
长期以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相信自己不会被自动化取代。机器替代的是体力，而不是头脑。
如今，这种信念正在动摇。
当自动化开始取代思考
过去的自动化浪潮主要影响体力劳动，同时创造了对管理者、工程师与行政人员的需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了这一模式。它开始接管写作、编程、分析、客服、合规、设计等认知型工作。随着机器人与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脑力与体力之间的界线也可能逐渐模糊。
这并不意味着工作会突然消失，而是意味着价值的来源正在改变。当越来越多任务可以由机器完成，人类劳动在经济与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动摇。
“好好读书就有保障”的承诺不再可靠。问题不只是哪些工作会消失，而是：就业本身是否仍然是人们在社会中拥有议价能力的基础。
一张新的政治罗盘
如果把传统的经济轴线（平等 vs. 等级）与新的技术轴线（加速 vs. 守护）交叉，我们可以看到四种不同的政治取向。它们不是政党，而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我们应该如何与AI共处？
- 共享富足（加速 + 平等）这一取向把AI视为通往普遍繁荣的工具。他们支持加速自动化，同时通过公共服务、社会分红或更完善的福利制度，让技术红利被广泛分享。他们不太担心工作消失，更关心富足如何分配。
- 精英加速（加速 + 等级）这一阵营将AI视为国家竞争力与技术进步的引擎。他们接受，甚至认为不平等是快速创新的代价。在他们看来，速度与能力比公平更重要，由少数强势主体协调资源，反而更有效率。
- 人类尊严（守护 + 平等）这一取向强调边界。他们担心无节制的自动化会侵蚀生活的意义、社区纽带与生态平衡。他们主张放慢或重新引导技术的应用，以守护人类尺度的生活，即便这意味着效率的下降。
- 文化秩序（守护 + 等级）这一群体对AI的抵触，更多源于文化与道德焦虑。他们认为快速的技术变革正在瓦解传统、信仰与社会秩序。他们更看重延续性，希望维持那些赋予生活结构与身份认同的制度。
这些立场并不完全对应传统的左右划分。环保主义者、工程师、宗教保守派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可能在新的议题上形成意想不到的联盟。这并非必然趋势，而是技术变革对既有政治结构施加的压力。
| 加速 速度 / 深度整合 | 守护 边界 / 人类能动性 | |
| 平等 共享收益 | 共享富足 全自动奢侈共产主义、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 | 人类尊严 后增长理念、人本设计、数字人文主义者 |
| 等级 精英 / 传统秩序 | 精英加速 硅谷技术乐观主义者、接受不平等、地缘政治战略派 | 文化秩序 传统保守主义者、宗教群体、反技术地方主义者 |
从分配政治到存在政治
当自动化动摇工作的中心地位，政治诉求也可能随之转变。
工业时代的政治关心的是：
如何让劳动者获得公平的生产回报。
AI时代的政治开始关心的是：
在人机共存的世界中，人类是否还能保有能动性与意义。
尼采曾警告“末人”的出现——一个以舒适与安全为代价，失去雄心与自我决定能力的社会。真正的危险不是苦难，而是停滞。
在一个机器可以生产富足的世界里，人类面临的风险或许不是贫困，而是变得无关紧要。
技术封建主义：平台时代的依附关系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工厂是权力的中心，那么今天的平台正在成为新的“领地”。
外卖骑手依赖算法派单，却无法决定接单节奏；
网约车司机受制于动态定价，却无法参与规则制定；
内容创作者依赖推荐系统生存，却不知道流量为何突然消失；
中小商家离不开平台，却随时可能被降权或封禁。
这些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雇员，却深度依附于平台生态。他们贡献数据、内容与劳动，使系统运转，却很少参与收益分配，也难以对规则提出有效申诉。
在这样的结构中，传统的劳动工具——工会、罢工、集体谈判——往往失去作用。你无法对一个不雇佣你的算法罢工，也无法与一套不透明的排序机制谈判。
真正的变化，不只是就业形态，而是身份的转变：
从劳动者，变成系统中的“使用者”；从公民，变成平台中的“账号”。
当生计依赖于进入某个数字生态，被排除就意味着消失。依附取代议价能力，参与变成许可。
所有权、治理与能动性
面对这种变化，全民基本收入等方案开始被广泛讨论。它们或许可以缓解贫困，却无法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人们只拥有收入，却不拥有系统，他们是否仍然拥有真正的能动性？
如果公民完全依赖由少数AI所有者资助的转移支付，他们也许在物质上安全，却在结构上失去权力。
更进一步，AI模型并非凭空产生。它们建立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知识与经验之上，被训练于公共语言、集体记忆与无数人的数字痕迹之中。如果我们的“数字劳动”构成了这些系统的原材料，那么社会整体就对这些模型本身拥有某种正当的所有权主张。
如果大多数人依赖少数技术平台或AI基础设施提供的分配，他们也许衣食无忧，却难以影响规则本身。
当然，所有权并非万能。人会犯错，制度会失灵。但如果人们对塑造其生活的系统既没有份额，也没有发声渠道，他们就可能沦为被管理的对象，而不再是社会的参与者。
AI时代真正的挑战，不是设计一个完美系统，而是让这些协调社会运作的系统始终可以被质疑、被追责，并且能够不断修正。
21世纪的政治问题
工业时代，权力集中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手中。
平台时代，权力集中在流量入口的控制者手中。
AI时代，权力将集中在协调机制的设计者手中。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再只是由谁领取工资，而是谁在治理那些分配注意力、机会与意义的系统。
如果这些决定权集中在少数机构或算法之中，人们也许会生活得更便利，却逐渐失去影响规则的能力；社会表面上稳定，改变却变得越来越困难。
但只要人仍然参与制定规则、监督系统运作，技术就可能扩展人的自由，而不是把人排除在外。
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机器是否能够思考，
而在于它们在替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