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读完了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讲的是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农村体裁的故事。这是我读过的第二本她的小说，第一本是《小姨多鹤》。两本书在时间安排和人物塑造上都颇有相似之处。王葡萄和多鹤都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成为了与众不同的个体，各自有讲不出的秘密；同时，她们坚韧的性格又迫使她们承受这些与社会环境对立的角色。
严歌苓的描写常常入骨三分。也许很多题材和她的亲身经历有关。在描写自然灾害的时候，她不去写人们是怎么感觉饿的，每个人饿的感觉都是一样，但酒足饭饱的滋味却人人不同。她在所有人都饿得走不动路，全身起水肿的时候，插入了一段当年王葡萄喜酒的描写，把佳肴美味再次刻画得栩栩如生、垂涎欲滴，让村民们在幻想和现实中挣扎的同时，很巧妙地过渡了村民们思想上的转变。
严歌苓的小说很注重人物性格与行为的联系。在她的小说中，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不因环境的压迫而改变。比如王葡萄，从小执着、死心眼。她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遇见琴师之后她感觉她的心眼变得多得数不清，但是如果不是她的这份坚持和顽强，她不可能做到与整个社会抵抗，把一个“死刑犯”窝藏起来，坚守自己认为对的东西。相反，与王葡萄对应的，是史村的村民。他们是是非意识弱、胆小怕事、易受煽动、随波逐流的大众。在日本人面前不敢站出来为王葡萄作证的是他们，在共产党面前积极革命的也是他们。尽管如此，这些群众依然有基本的良知。他们拆了黑龙庙之后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愚弄，长久以来被不属于这个村的“入侵者”愚弄着。直到最后，当所有村民都心知肚明孙怀清还活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跟一个外来者透露事实（这点依旧未变），可是他们明白了，外面来的人不属于史村，几十年来他们见过的领导队伍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信任的。
然而，标题是《第九个寡妇》，我们却很难在已有的社会角色中为前面八位舍弃丈夫救八路军的寡妇们找到合适的定义。她们不是随波逐流的大众，至少她们的婆婆在身后拉住她们别干傻事。她们不是好事喜功的学生和干部，除了蔡琥珀之外，其他的七个女人除了一个“英雄寡妇”的称号之外没有任何物质福利。这八个女人在不清楚什么是八路军、什么是共产党的时候做出这样的选择，只有一种可能，为了她们自己。当王葡萄放不下这个家去救铁脑时，这八位女人因为受不了传统家庭的压制而趁此机会抛弃了它。即便如此，我并不是十分理解这样的标题设计以及王葡萄在这些寡妇中的定位。
历史背景的动荡变迁让整个故事充满了史诗的味道。读着《第九个寡妇》时总是让我不禁联想到《活着》中的情节。如果概括地说，《活着》写的是人怎样被历史改变、被命运控制。一个个活生生的亲人离去，只留下福贵一个人弄巧成拙地活了下来。他从一个“富二代”最终变成了一名听天由命的老汉，历经沧桑与变迁却没有产生什么深刻的感悟，除了知道继续活下去，并把他的故事讲出来。这本书里，作者写的是时间，却借助福贵“无知”的视角表现了命运多舛、时代变迁。而《第九个寡妇》却写的人怎样在时代的潮流中保持不变，作者专注于塑造一名伟大性格的女性，至于时间背景、社会环境，不过是烘托人物的工具。一次次“改朝换代”却没有改变本质的东西：日本人、十四军、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自然灾害、红卫兵、文革、知青、劳教、毛主席周总理去世、计划生育，史村似乎是整个中国变化的缩影。虽然作者为了呈现主题将时代的切换过于“戏剧化”，但所有变迁都没有改变史村，没有改变王葡萄。二十年来，她还是如此水灵，干起活来轻盈利索，丝毫未被时间所苍老。没有什么能改变她对社会的抵抗，对信念的把持。她不是通过硬碰硬，而是躲躲藏藏。她从死人堆里救起了半死的孙怀清，一藏便是二十年。为了离开六亲不认闹革命的孙少勇，她藏起了她的亲生儿子，又是二十年。结尾，她再一次藏起了同样不甘受社会摆布的枝子。作者在最后写道“谁说会躲不过去？再有一会儿，二大就太平了，就全躲过去了，外头的事再变，人再变，他也全躲过去。”书末描写的祖奶奶同样表现了这个主题，人变了，但是本质未变，她永远是心灵手巧、逢凶化吉的媳妇，至于现在，她就是王葡萄，哪怕葡萄不会剪桌子般大的窗花，她所传承的亲情一直永恒下去。
我又很欣赏豆瓣上的另外一个观点，说藏二大的红薯窖是相对于外部的一个时间静止的地方。结尾与二大同辈的史老舅看似比他大了二十岁：史老舅脸上写着苍老，二大脸上却是如仙人一般清澈豁达。他的前半生风风火火，后半生却躲在一个地方寸步不行。他眼睛瞎了，耳朵聋了，走不了路了，但心底却对世界看得更清楚、深刻了，仿佛上天在一点点收走他的东西，再转移到新的生命身上。原本用来藏大洋的红薯窖藏起了孙怀清，他则在这个静止的时空里思考着外界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