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毕业

时间一旦过了两年就会开始变得遥远。记得两年前，我以一个十年级学生的视角经历了高我两届毕业班的毕业音乐会。深受感触的我写了一篇叫《双重》的日志。那时，我还习惯将思维固定在一个主题上，我当时想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双重的人生，与聚光灯下绚丽多彩的笑容相平行的，是每天经历日出日落的那张平淡的脸。

明天是毕业典礼，我在这所学校剩下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放学了，我打开我的雨伞，将书包背在稍有酸痛的肩膀上。我回头望去，不可否认地说，这所学校的正面很美丽。学校的正门，高高的台阶上，坐着E和他的两三个朋友们，在高大的教学楼下他们好像显得渺小，这样的场景充满了不舍。我的这个回头大概只持续了0.5秒，似乎和E有一瞬间眼神的对视，但我很快机械性地转过身，继续走路，思寻着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几次再见到E了。E是个洋人，乐团里的萨克斯手，吹奏技术一流，昨天刚拿乐团最佳学生奖。我两年前就认识他，但基本没有说过话。有时，我的感觉是，他把我当成空气，无足轻重，所以我也亦然。乐团里他坐我的旁边，做杂志时安排过他的专访，物理队我们在一起拿过奖，可我从来没有把他当成朋友，我想他也没有。他很厉害，成绩年级第二，但我从来不服。而他、甚至所有洋人们，估计都没有把我当成一个能够沟通的人类。这是我这几年的失败，我可以假装很外向，但假装出来的东西没什么意思。

在走出毕业典礼排练剧场的路上，一个来加拿大仅四年的D，扑上他的洋人朋友们说：“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已经毕业了！”。他们互相表示惊讶。原来我以为D是生长在加拿大的华人，因为他没有什么中国朋友，却和很多洋人相熟。他说的英语很模糊，我听不清，但是听上去有一份母语使用者的自信。在我所知道的中国人里面，他是唯一一个如此融入进西方同学圈里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因为他做到了我做不到的事，而这些也足够说明一个人只能存在于一个圈子。我不知道D在这个迎合西方思维的过程中是否孤独，是否也在假装外向，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还会说话，是否还是中国话，但至少我看到了那种笑容，那种聚光灯下的笑容。这时他的朋友们会和他击掌庆祝，留下最后的欢乐。可是我却什么都笑不出来。

我感觉一切是那么平淡，即便是这样一个一生一次的场面，原本想象的双重仿佛根本不存在。它好像只是时间铁轨上一株弱不禁风的花朵，一列名叫“现在式”的列车呼啸而过，快速、无情地碾过一切，压制成一些刻板、模式化的平面映像，保留在我们平淡无奇的记忆里。

昨夜我原以为今天的历史课放假，所以没有设置闹钟，早上一起来突然想起所谓放假其实是下个星期。我很抱歉地迟到了这最后一节历史课。课上播完了CNN二十世纪纪录片的最后十年。这个十年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流行文化风靡全球，南斯拉夫内战，以色列巴勒斯坦签订友好条约，曼德拉出狱成为南非总统……这一幕幕历史画面被摄相机镜头永久地记录下来，风尘仆仆。最后，影片再次滚动着二十世纪所有伟大时刻的画面，那些时间久远的事件似乎触手可及。那里面的领导人、老百姓，他们笑过、哭过，他们握手、拥抱、呐喊、挥舞，世界记住了这一个个瞬间。这一年来，我曾困惑于每次十几二十页的历史笔记，苦恼于三个小时三篇作文的历史考试。但是当我将所有学习过的内容综合起来，纵深地、应接不暇地观看这一幕幕历史画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这是一门关于时间的课。时间的深度造化了这节课的伟大。而现在的我，只希望静静感受时间流过。

另外一节让我受益匪浅的课则是文学。今年是时间紧迫的一年，现在离高中生涯结束还有两节课，但文学老师依旧在教新的内容，仅仅上一堂课，老师才刚开始讲那占全年诗目四分之一的维多利亚时期诗歌。这可能也和她的教学方式有关。有时在英语课上，她会用半节课的时间讲以前她重复过的内容，例如什么毕业奖学金、省考格式、省考奖学金、术语、修辞手法。甚至，她会语调夸张地用同样一句话来博得我们的笑声。可惜我们什么都没笑出来，只有零星几位在偷笑，因为这已经是她在这个学年里的第五次重复相同的话了。我再次感到时间的深度。她也许根本不记得，因为她也清楚这些话是她工作的一部分。每节课，学生匆匆走进教室，下课铃响，学生鱼贯而出，她却像一个留声机再次复读上节课的每一句话，她可能只是潜意识地重复，将她的语言交接无暇，使每一节课成为坚固的整体。每年，那进进出出的几百张面孔消失了，接替的是几百张新的面孔。而她的话始终未变，好似一种永恒，在历年毕业班学生狂躁心情中的一种稳定的情感。这让我想到了上节课的历史影片，历史老师，那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依旧在看到叶利钦跳舞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我想，究竟是每年重复的叶利钦给他带来了欢乐，还是看到每年不同的学生享受这种欢乐场景而产生的共鸣？他在讲犹太人大屠杀的时候说：“每年的这个时候，当我在教室里播出这段影片的时候，我都被深深地震撼，即便它已经离我们远去，历史依旧将我的身心带到那个年代，将我的心灵接受洗礼。” 我突然十分敬佩这些老师们。他们不像今后的大学老师，自顾自地做着研究，却甚少关心教学。也许，每一年对于他们来说都些有不同，但他们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崭新的状态，陪伴学生从无知的青少年走到毕业的殿堂。

随着法律、文明等课程学分被大学接受，毕业生一年比一年更功利。由于报名名额没有达到最低限制，这堂原本一年只有一个班的文学课也将退出历史舞台。明年的那些毕业生们，将没有机会点亮他们灰暗的灵魂。文学老师将不能用她熟悉的一段段讲词带着学生从盎格鲁撒克逊走到现代。她说，留在这个学校惟一的原因是可以教文学，如果这唯一的理由都被剥夺了的话，我想我不会留在这里了。而历史课，似乎也遭遇相同的命运，去年的三个班已经缩减到了今年的两个班。可笑的是，因为医生、律师在这个社会上是金饭碗，整个年级有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上生物，二分之一的人选择上法律。

的确，文学是我分数最低的一门课，但是我很欣赏每节文学课能够沉浸其中的乐趣。今天的课上讲的是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尤利西斯（Ulysses），是奥德赛（尤利西斯）志气不减当年的一段戏剧性独白。老师习惯性把整首诗的每一行分类为过去、现在、未来。我飞快地将老师的讲解在大脑中处理成中文记录在讲义上，一边感受着铿锵有力的文字。

“时间和命运使我们弱小，但坚强的意志让我们去奋斗、去寻找、去收获，且永不放弃。”

这最后一句诗让我深受鼓舞，作为一个年轻人理应如此富有激情地去奋斗，去挑战。可是讽刺的是，我“过去、现在、未来”的观念与这位老人恰恰相反。未来在我眼里似乎没有生命力。我将成百上千的同学将在一个屋檐下学习刻板的工程、科学，之后我必须想办法和成千上万的人争夺工作岗位，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我没有机会去选择一个不确定的将来，逐渐开阔的视野却只给我错失的痛苦，痛苦于没有思考的机会。读过很多诗歌之后，我发现其中某些主题不断涌现。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生存和死亡、生命的意义、上帝的万能……究竟是什么控制着诗人抒发相似的感想？究竟是什么让这些主题体现了时代的特性？这节课激发了我学习哲学的兴趣，我想通过高度提炼的语言去总结我的想法，乃至整个人类的思想潮流。它让我感受到我在此之前的人生是多么的空虚，而现在，我迫切地希望有时间学习法文、日文、拉丁文、希腊文、甚至更多语言，我希望读完由古至今的各国文学、哲学经典。我说，我想休息几年安静地读读书。可惜，这只存在于幻想。我就坐在那个名叫“现在式”的列车上，飞快地在时间的铁轨上前进。我拉开窗帘，看见窗外绚美的风景，有云雾笼罩、高耸俊美的山川，有青葱翠绿、生气蓬勃的森林，还有有一望无际、碧蓝海面上的日出。我此时此刻多么想跳下列车拥抱自然。可是我做不到，列车依旧前进。

抱着相似的心情，我听完了昨天毕业音乐会。今年的音乐会还是群星照耀，却不禁让我失望。两年前，有古典、有说唱、有爵士、有流行、有朗诵，有各式各样的独奏与合奏，还有自己作曲；而今天只有不断涌现的长笛、黑管以及其他古典乐小组合。舞台上的谱架、椅子杂乱地堆放着，这些毕业音乐生们寻找舞台上的一些空隙表演着。也许我潜意识中“美好化”了那段两年前的回忆，相比之下，今年的毕业音乐会显得苍白无力，我则是一个更苍白的影子。两年前，我虽是一个纯粹的观众，但是我有梦想，我要进入这个学校水平最高的管乐团和爵士乐团，我想在两年后的毕业典礼上独奏，我想好好的练习，想多学两门乐器。可是昨夜，我恨自己没有去独奏，恨自己学艺不精，甚至两年前的那首难度很大的独奏曲目现在都演奏不了。我看见我平时一些相识甚浅的朋友，他们也竟各显身手，弹着钢琴、拨着吉他、拉着小提琴。究竟谁又可以真正被瞧不起呢？ 谁都可以有放彩的一刻，如果没有争取、没有努力，那只有坐在台下默默欣赏别人的光彩。毕业了，那些自由的时光已不再，不说再学别的乐器，就连现在会的乐器估计也很难再拿起了。昨晚的音乐会很多人哭了，因为刚刚知道那个新来的老师再次因经费不足遭受被学校解雇的命运，这已经是连续两年了。所有的新老师都有他们的特长、特点，都有足够留下来的理由，可惜现实只教会了我们放弃。那个老师说，请你们好好珍惜每一次的排练机会，很有可能，高中是你们人生最后一次能够身在其中地享受音乐了。真的，像我，在大学里主修了音乐，所以如今每天都在接触，而你们，如果大学里不学音乐的话，你们中的多少人还会拿起你们的小号、萨克斯？即便是拿起，你们是否还有别人在一旁伴奏？

我打开锁柜，取出一个信封，里面有明天毕业典礼的三张入场券。明天这个时候他们会依旧呆在这个信封里。我多要了两张，怕是不够，讽刺的是原来一张都不需要，本就是一个人的表演，一个人的庆祝，一个人的沉默。有时我不觉得伤感，因为看见人人网上那些生动的头像，网络并没有真正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只不过打消了想见一面的念头，打消了那些很原始的想念。哪怕是这辈子可能不会见到了。 大学我会去更远的地方，奶奶在电话里问我，那多伦多离温哥华有多远啊？周末能回温哥华吗？我说，比北京到上海还远些吧。她噢几声，感叹到，好远。家人都没有人人网，没有跳动的头像，只有越洋电话的声音。学生物的时候，我看着一个婴儿生长的过程，看着一切是多么地血肉相连，看着我所不知的历史。而现在，这个世界把我们的回忆分割成碎片，分割成一年一集的相册，一年一次的变化。飞机场那道入关的墙，是人力所不可抗拒的，不可融合的。再紧密的联系也终将走向一生一次的终点。现实只教会了我们去放弃，去分离。

经常有的朋友问我，“你整天都在笑，难道笑得不累吗？”我想那是因为找不到其他表情面对这些匆匆而过的人。可是今天，我没有笑，似乎觉得一切都没有必要。

我拿着刚发下的枢机红色毕业长袍，在走廊里匆忙地走着。我没有多少事，却不知如何从那份匆忙中获得解脱。我有时推开人群，有时侧身避开，一直没有减缓的我速度。我乘坐在那列“现在式”列车上，有留恋，有不舍，却无法停留。我面无表情，压低了视野，头上那顶白色的鸭舌帽，像是一面白旗，向这个学校里的人们无声地宣告着我可笑的失败。这也许是我人生里最后几次走过这个长廊，长廊的两侧挂满了相框，几十年前的毕业生在相框里青春犹在。一九九九、二零零零、二零零一……我沿着时间的轨迹前进，穿过喧哗，推开大门，撑起雨伞，背上书包，回头瞥了一眼学校的正门。接着苍白地离开，走向前方苍白的路。